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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地方波澜
新法施行后第一个报上来问题的是浙江。
这一日，冯保捧着一份来自浙江按察使司的公文进来。
朱载接过来，翻开，看了几行，眉头就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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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操纵折银比例，压低粮价，农民实际税负加重。」他念了一遍，放下公文，看向冯保，「去把张师傅叫来。」
张居正匆匆赶来。
礼毕后，朱载开门见山道：「张师傅，浙江那边，具体怎么回事？」
张居正躬身道：「回陛下，浙江按察使司巡查湖州府时，发现归安县几个粮商跟县衙书办勾结。新法规定折银比例以当地市价为准，每半年公布一次。那书办把市价从每石四钱改成了三钱，农民卖粮换银，一石粮少卖一钱银子。按新法该交的税银不变，农民等于多交了至少两成。」
「县衙不管？」
「县衙就是他们自己。归安知县是个老实人，但不管事，底下人说什么他信什么。按察使司的人去查，他才慌了，说是书办「误报」。」
朱载没说话，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也没让换。
「还有呢？」
张居正又丛袖子里抽出一份公文：「河南也有事。黄河滩地分等，有的滩地土质肥沃但常受水患，按标准应归中田。但开封府下面一个知县，收了大户的银子，把几百亩滩地划成了下田。下田每亩征五分，中田征六分，一亩少征一分。几百亩地，一年少交几十两银子。对朝廷来说不多，但对百姓来说，该交的税被大户逃了，负担就落到别人头上了。」
「谁查出来的？」
「河南按察使司巡查发现的。那知县辩称水患无常，百姓不易」，但按察使司的人去实地看了，那块滩地三年没被淹过，种的都是好庄稼。」
朱载把两份公文并排放在案上，看了片刻，然后说：「张师傅打算如何处置？」
张居正点头：「臣已和内阁同僚及相关部门商量过了。浙江那边，涉事书办按照律法判斩立决，粮商追赃罚银，归安知县革职流放。河南那边，知县降级留任，追回赃银，滩地重新定等。是否妥当，清陛下定夺。」
朱载型看着他：「你处置的很好，按你的意思办。朕想问后续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张居正沉默了一瞬。
朱载继续说：「新法是猛药。底下人一乱搞，老百姓骂的不是他们，是朝廷。朕在京城坐得稳稳的，底下百姓在骂朕。张师傅，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张居正站起来，躬身道：「臣明白。臣已派户部干员密赴浙江丶河南暗访，核查折银比例执行情况。不光是这两个省，其他各省也要查。不能让胥吏坏了新法的名声。」
朱载型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你那个暗访，派的是谁？」
「户部主事李植。此人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在户部干了十年，懂钱粮，人也踏实。
臣让他带两个书办，扮成商人，沿运河一路南下，专查折银比例的事。」
朱载想了想，说：「再派一个人去河南。暗访不是查帐，是看老百姓到底交了多少。帐本可以做假，老百姓的嘴堵不住。」
张居正点头：「臣已安排。河南按察使司那边，臣让他们每半个月报一次巡查结果，不经过巡抚衙门，直接报内阁。」
朱载端起茶盏，又放下。
「张师傅，新法颁行不久肯定会有很多，朕不会有问题就动摇，更不是怪你，朕是告诉你—盯紧了。底下那些人，胆子比你我想的大。」
张居正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朱翊钧来乾清宫请安。
朱载把浙江丶河南的奏报给他看了。朱翊钧接过去，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抬起头，脸上有一种朱载没见过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担忧，是一种说不清的凝重。
「父皇，儿臣有一事想问。」
「说。」
「新法在京城议的时候，孙承煜他们说虐民」，张师傅说虐的是豪强，不是小民」。可浙江这件事，虐的好像是小民。」
朱载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问得刁，但问到了点子上。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朱翊钧想了想，说：「新法本身没错。折银比例以市价为准，这个规定是好的。但到了底下，执行的人可以动手脚。市价是多少，老百姓不知道，胥吏说了算。他们一改，老百姓就吃亏。」
朱载型点了点头：「还有呢？」
「还有————老百姓吃了亏，不知道该找谁。告到县衙，县衙就是他们自己。告到府里，府里不一定管。等按察使司巡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朱载看着他，没有说话。
朱翊钧犹豫了一下，又开口：「父皇，儿臣在想，能不能设一个通道，让百姓可以直接向朝廷反映地方弊端？比如在各省设一个举报箱，百姓有冤屈可以直接投书，由按察使司定期收取，直接报朝廷。」
朱载型听完，沉默了几息。
这个想法不能说不好，但眼下不合适。举报箱一设，地方官人人自危，本来就紧张的局面会更乱。而且举报箱谁来管？按察使司？按察使司的人也是地方官，他们会不会互相包庇？
「想法不错。」朱载说，「但眼下不宜。新法刚颁行，地方上已经够乱了。再加一个举报箱，底下那些人更不知道怎么干活。」
朱翊钧低下头：「儿臣思虑不周。」
「不是思虑不周，是时候未到。」朱载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记住，治国不是想一出是一出。一个想法好不好，不光看它有没有道理，还要看什么时候做丶谁来做丶怎么做。时候不对，好想法也能办砸。」
朱翊钧躬身：「儿臣受教。」
「你多看丶多想。暂勿行动。」
「儿臣谨记。」
朱翊钧退出去后，朱载型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想起刚才太子问的那个问题—「虐的好像是小民」。这个问题，张居正没有回答过，或者说，张居正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浙江的事是胥吏舞弊，不是新法之过。只要把胥吏杀了，把粮商罚了，把知县撤了，事情就解决了。
但朱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胥吏为什么敢舞弊？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告不赢。
粮商为什么敢压价？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没别的渠道卖粮。知县为什么不管事？因为管事的代价太大，不管事的代价太小。
这些问题，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但眼下，也只能先杀几个人。
他睁开眼睛，拿起案上的笔，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杀一做百，以做效尤。然杀不是目的，使百姓不受盘剥，才是目的。」批完，放下笔，又拿起河南那份，又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降级留任，已是宽典。再有此类事，定斩不饶。」
I
半个月后，浙江的暗访结果送到了。
李植的密报写得很详细。他扮成商人，在湖州府住了十天，走了三个县，跟二十几个农民聊过。密报里没有官话套话，都是大白话—谁家几亩田，交了多少钱，跟去年比多了还是少了，心里怎么想的。
朱载一页页翻过去。
有的说「比去年少交了，新法好」，有的说「跟去年差不多，没感觉」，有的说「多交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翻到最后一页，李植附了一段总结：「新法本身无弊，百姓税负整体下降。但胥吏舞弊丶粮商压价之处，百姓受害尤深。若不严惩，新法之名将毁于小人之手。」
朱载型看完，把密报放在案上。
他想起太子说的那个「举报箱」。也许时候未到，但时候总会到的。
他把密报收进抽屉，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刚沏的，还是温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