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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文学》（《山东文艺》）重点作者研讨班如期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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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班在时间上没有强制性，除了一些必要的流程丶集体活动需要全体参加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作者们自我创作，小范围交流丶讨论。
1979年11月1日上午9点钟，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在张祈的引导下相互认识了一下。
主席台上坐了这一时期省内的代表性作家，比如写过《铁道游击队》的刘之侠，还比如写过《苦菜花》丶《迎春花》丶《山菊花》的冯德鍈……也有专注于文学评论的专家学者，部分行政干部。
在严缺看来，最出名的当属李存宝，也就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
再就是李贯通和刘玉堂。
前者荣获过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是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而后者深耕沂蒙乡土文学领域，有「当代赵述理」之称。
按照流程，即将于1980年1月接任《山东文学》主编一职的王晞坚同志，首先大约介绍了一下杂志更名的缘由及批准情况，然后在台下热烈的掌声之中，提了一个主题，供在座的作家朋友们讨论。
——伤痕文学。
后世公认，伤痕文学的发端是刘芯武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上发表的《班主任》，而卢薪华于1978年8月1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则使这种文学潮流得以命名。
但在当下时代，伤痕文学这个名字，其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在文坛内部传播。
一直到《文汇报》在1979年2月份举行的座谈会上，才有人将「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摆在桌面上。
然后到1979年的6月份，李俭在《河北文艺》第六期上发表了《「歌德」与「缺德」》，才让「伤痕文学」这四个字正式出现在公开刊物上。
总而言之，在1979年下半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伤痕文学」属于是文坛上的热点。
研讨班上的好多作家们立刻敏锐意识到，王晞坚公开提出这个主题，极可能意味着他主编的《山东文学》，将会在选稿方向上朝伤痕文学有所倾斜，甚至重点倾斜。
因此很多作家纷纷对伤痕文学表示了充分肯定，并表露出了一定的写作倾向。
「我认为，文学应该扎根现实，关照人心，不回避伤痕，但我反对片面放大苦难，应该在历史语境中辩证的看待创伤与时代进步。」
来自聊城地区文化局的创作员左健明率先打开了话匣子。
尤凤伟的发言则是从自我剖析开始展开的：「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分别在《上海文学》丶《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清水衙门》丶《白莲莲》，怎么讲呢？这两篇小说总体上还是写得可圈可点的，但是在表现形式上较为粗浅丶直露，没太有文学性。
现在已经发表过的伤痕文学类作品，我个人认为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不足，主题先行丶模式化丶宣泄大于艺术，多停留在「控诉苦难」的层面上，缺少对历史丶人性的深层追问。
所以我建议，咱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从「喊痛」转向「深掘」，写个体命运与历史的复杂缠绕。
当然了，这都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有个很年轻的作家「参考」了一下之后，提出了不同看法：「其实「喊痛」也没什么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你极度痛苦的时候，其实是说不出来，也喊不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伤痕文学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让作家能够喊出来。
而只有喊出来，喊得足够大声，才能唤醒读者对伤痕的痛苦回忆，从而铭记痛苦丶反思痛苦。」
这位作家名叫许辰，1955年生于德州，1971年参加工作，在德州齿轮厂当工人，后来调至德州地区文化局丶SD省文联任干事，今年5月份特招入伍，任创作员。
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从1975年开始，就在《大众日报》上开始发表散文诗丶通讯了，入伍后又在《空军报》丶《解放军报》丶《前卫报》发表过不少作品。
因此自认为刚刚这番发言，也有些真知灼见。
谁知，他话音刚落，会场某个角落里忽然响起一声嗤笑。
台下一阵人头耸动。
大家左右张望，最终锁定了坐在角落里，扬起的嘴角尚未落下的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