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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婉清把报告递过来时，郑东海正在剥一颗核桃。
“炜杰的年中数据。”
纸上写着几行工整的字：“1992年上半年，炜杰百货直营15家，分销5家，净收入18.7万元。家电下乡贡献60%。”
郑东海看了三遍。
第一遍确认数字没看错。第二遍在心里算账——十八万七，半年。第三遍，他放下核桃，手指停在纸上，指尖微微发白。
“半年？”
“半年。”
“去年这个时候，他只有三家店。”
“是。”
“一年，从三家到二十家。”
“准确说是十五个月。”陈婉清说，“第一家店是1990年9月，红星街。”
郑东海放下纸，拿起那颗没剥完的核桃，在掌心转了很长时间。窗外有蝉鸣，夏天到了。
“十八万七。”他笑了一下，笑意没到眼底，“我手底下最赚钱的酒楼，去年全年流水也不过这个数。”
陈婉清没有接话。她知道郑东海不需要回应，他在跟自己说话。
郑东海叫来了两个人。
第一个是老周，开出租的，在江城跑了八年，认识三教九流。郑东海在夜市大排档请他喝酒，烤串的烟飘过来，老周的脸上泛着油光。
“去查一个人。”郑东海把照片推过去，“炜杰，江城人，二十二岁。”
老周拿起照片：“有点眼熟。”
“红星街开百货店的。”
“哦——”老周拉长声调，“那条街最大的店面就是他家的。前阵子听说还跑到省城开了分店？”
“对。”郑东海给老周倒满酒，“我要知道他的一切——从哪来、做过什么、怎么发家的、每一步怎么走的。”
老周端起杯子，后颈的汗毛竖了一下。郑东海的语气不是好奇，是冷。
第二个电话打到省城。那边是做工商登记的老同学，姓马，在省工商局干了十年。老马接到电话时正在吃饭。
“帮我调个档案。”郑东海说，“炜杰百货，还有他名下的所有产业。”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郑东海顿了顿，“特别是……他为什么每一步都踩得这么准。”
电话那头，老马嚼馒头的声音停了一瞬。他跟郑东海认识十五年，从没听过这种语气——不是商人的精明，是更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是恐惧。
郑东海放下电话，窗外天色已暗。他知道这个晚上自己睡不好了。
一周后，两份报告到了郑东海手里。
陈婉清整理成三页纸。郑东海接过去时，手指有些抖。
“1990年6月，红星五金厂钳工，辞职。”
原因不明。档案写”个人原因”，厂里说他主动走的。那年头多少人打破头想进国营厂，他倒好，说走就走。
时间线在这里变得密集：1990年7月收废铜，8月摆地摊，9月”炜杰百货”的招牌挂了出去。
然后是一串让郑东海越看越心惊的数字：
1991年3月，六家店。1991年9月，进省城。1992年3月，家电下乡试点启动。1992年6月，直营15家，分销5家，半年净收入18.7万元。
每一步都”踩得极准”。
废铜涨价前囤货，转手赚了第一桶金。百货饱和前做品牌区分。家电下乡政策风声刚出来，乡下供货渠道已经铺好。省城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时，他签下了五间铺面——一个月后，政府公告才正式发布。
最诡异的备注是老周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打听到的：“开发区那五间铺面，是政府公告前一个月签的。当时没人看好，签完租金翻了三倍。”
郑东海放下报告。
“婉清。”他声音有些哑。
“嗯。”
他抬起头，窗外的光在脸上切出一道明暗交界：“你好像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
陈婉清听过这句话。白云茶楼，一模一样，一字不差。但这一次，语气变了——不是好奇，是恐惧。
郑东海走到窗边。窗外是省城的高楼，远处塔吊在动，那是开发区的新工地。三个月前还是荒地，现在脚手架搭到了第六层。
而那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早就在这片混乱中布好了局。
“婉清，你去查一件事。”他没有回头。
“什么？”
“查清楚，他这些’巧合’，是真的运气好，还是……”他停了一下，“他知道一些不该知道的事。”
陈婉清问：“如果真的是’不该知道’呢？”
郑东海转过身。他的眼睛在灯光下很暗，像两口深井，深得看不见底。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杀意，只有一种更原始的东西——一个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面对完全看不懂的对手时，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
“那就太可怕了。”
这句话很轻，却重重落在房间里。
陈婉清忽然明白，郑东海不是在威胁炜杰。他是在害怕炜杰。
不是因为他有钱，不是因为他扩张快。而是因为他太”准”了。准得不像是人能做到的。
一个重生者的最大敌人，不是知道他有先知的人，而是怀疑他有先知但又无法证明的人。这种恐惧比任何商业竞争都更危险——没有规则，没有边界，没有尽头，只有越来越深的猜疑，和越来越冷的恐惧。
窗外，塔吊的灯光亮了，一闪一闪，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正注视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郑东海又想起那颗没剥完的核桃。硬壳里面，到底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