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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开明略微停顿，选择着措辞：「……原告似乎初步完成了其作为权利人丶且符合补偿条件的举证责任。
其诉讼请求，即要求政府履行支付补偿款的法定职责，在形式上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
周开明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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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法律程序角度看，宏图公司告得「有理有据」，手续看起来是「齐全」的，法院立案程序上没问题。
这无疑给在座的政府方面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李洪主任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目光转向市住建局这边：
「开明院长的介绍很客观。那麽，住建局作为徵收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也是前期审核的主要责任单位，你们对这件事怎麽看？
对方起诉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你们住建局前期认可其补偿资格的基础上的。
现在面临诉讼，你们有什麽具体的应对思路和建议？」
这个问题极其尖锐，直接点明了住建局在此事中的核心责任和潜在风险。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张爱民局长的脸色变得更加不自然，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旁的李致和副局长，轻轻咳嗽了一声。
李致和副局长会意，接过话头：
「李主任，周院长，各位领导。关于水口镇农机修配厂的补偿事宜，我们局前期确实是依据对方提供的权属证明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核。
从表面证据链来看，当时我们认为符合徵收补偿的政策框架。
现在对方提起了诉讼，进入了司法程序，我认为，我们政府方面应该秉持法治精神，积极应诉。
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无法在法庭上提供这样的有效反证，那麽……」
他顿了顿，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不言而喻，如果拿不出过硬的反证，政府败诉的风险很大。
他这番话，听起来四平八稳，强调「依法应诉」丶「证据说话」，但潜台词却是在暗示：
如果查不出新问题，就该按原方案付款责。
王成功坐在李洪主任身边，看似低头记录，但全身的感官都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张爱民给李致和使的那个细微的眼色。
这个细节，让他更加确信住建局领导班子内部，至少是主要领导人，对此事的态度绝非表面看起来那麽简单。
李致和发言后，张爱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清了清嗓子，试图将讨论引向对他有利的方向：
「李主任，周院长，致和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啊。
现在事情闹到法院，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应对。
我认为，当前的核心是两点：第一，我们要尊重司法，积极准备应诉材料；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我们要评估风险！
如果……我是说如果，经过我们内部仔细核查，最终确实无法找到足以在法庭上推翻宏图公司诉求的硬性证据。
那麽，我们就要考虑败诉的政治风险丶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了。」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李洪和王成功的反应，见二人面无表情，便继续按照预设的思路说道：
「败诉意味着什麽？意味着政府行政不作为被法院确认。
意味着我们要支付补偿款，还要承担诉讼费，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严重损害！
而且，城市更新项目进度必然会受到巨大影响！」
说到这里，他抛出了真实意图，语气带着一种无奈的意味：
「所以，我个人建议，在工作组加紧调查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好预案。」
是不是可以在确保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为了大局着想，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与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协商？
或者，在法院的主持下，寻求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毕竟，城市更新项目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啊。」
张爱民和李致和这一唱一和，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在调查的关键时期，利用诉讼带来的压力。
营造一种「查不出问题就只能付款了事」的舆论氛围，试图迫使调查放缓甚至转向，从而保住那1.3亿的补偿款能够顺利支付给宏图公司。
然而，临湖区副区长姚海生副区长清了清嗓子，开口道：
「李主任，各位领导，对于张局长刚才提到的项目工期和大局观，从市里整体推进的角度，我理解其重要性。」
他先礼节性地肯定了对方的出发点，但随即话锋一转，切入了核心矛盾：
「但是，作为临湖区信访工作的负责人，我必须代表区里，也必须代表水口镇农机修配厂那几百名可能权益受损的工人，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
他环视一周，声音提高了几分：
「如果我们现在仅仅因为怕耽误工期丶怕担责任，就草率地将这1.3亿多元的补偿款支付给宏图房地产公司，
那麽请问，那四百名手持原始股，自身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原农机厂工人怎麽办？
他们的安置问题丶他们的补偿诉求，谁来负责？谁来保障？」
姚海生越说越激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强调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工人，很多都是为厂子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职工，现在厂子没了，补偿款如果还没他们的份，他们能答应吗？
目前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已经明确表达了如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将组织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进京上访的强烈意愿！」
他目光直视张爱民，语气变得尖锐：「张局长，您说的后果如果是指工期延误。
那我认为，相比可能引发的数百工人持续集体上访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丶给市委市政府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后果。
哪个更严重？哪个才是真正需要我们优先防范的大局？
我们不能为了推进一个项目，就忽视可能引爆的另一个更大丶更直接的社会风险！这种方式，我坚决不同意！」
姚海生的发言，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直接将问题的焦点从「工程进度」拉回到了「群众权益」和「社会稳定」这个更敏感的政治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