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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三章最后一位账房(第1/2页)
第二天上午九点，押解车到了。
商敬亭是被两名法警搀进来的。大病初愈，他瘦得脱了形，囚服挂在身上晃荡，可还是自己挣着站直了，自己走到证人席，自己坐下。坐定之后，他先向审判席微微欠身，然后环视了一圈法庭。
他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找到了商其瑞。
叔侄俩对视了一眼。就一眼。商敬亭先移开了视线，像只是确认了一件货还在库里。倒是商其瑞，低下头去，很久没有抬起来。
……
核实身份之后，公诉人问：“证人商敬亭，你与被告人白建功，在望江楼一案中系同案关系。根据起诉书，你自己亦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隐匿国家档案等罪被提起公诉。你清楚你今天的证言，可能对你自己的案件产生的影响吗？”
“清楚。”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作证？”
法庭里很静。所有人都等着这个望江楼主人的答案。
商敬亭想了很久，久到审判长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缓缓开口：
“我在里面待了两年多，有一件事，我越想越明白。”
“我这辈子，记了一辈子账。楼的账，生意的账，人情的账——记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那把算盘，拨得噼啪响，多有本事。直到楼塌了，我才看明白：我哪里是算盘，我是算盘上一颗珠子。拨我的人，拨了二十八年。”
“今天我来作证，不图立功，不图减刑。”他抬起眼，一字一字地说，“我图的是——我自己的账，我要自己当着法官的面，一笔一笔读出来。读完了，我是死是活，是钉是铆，我都认。”
“账房先生的账，不能让旁人代记。”
旁听席上，夏瑾的笔尖在纸上飞快地走。她身旁的老记者低声感慨：“干了三十年新闻，头一回在法庭上听见有人把老实交代说得这么体面。”
……
商敬亭的陈述，讲了整整一个上午。
他从一九六六年三月进山讲起——作为队长，他比谁都清楚三号主矿孔意味着什么，讲到那个雪夜，白建功把“暂缓上报”的报告拍在他面前的桌上，说“老商，树大招风，这个数一报，你我都是出头椽子”，讲他挣扎了三天，最后在报告上签了名。
“我签字，他拍板。”商敬亭说，“可有一点我要讲清楚：压下真数据的主意，是白建功先提的。那年月我三十一岁，是个蹲山沟的技术员，他二十五岁，是局里派下来的指导员——谁是主心骨，法官自会判断。”
被告席上，白建功的律师飞快地记着什么。
“九零年。”商敬亭的声音低下来，“国家普查的风声一出来，先慌的是白建功。档案在库里躺着，岩芯在库里躺着，六六年那份报告在档案里躺着——这三样东西一旦碰上头，天底下最完整的证据链就合拢了。他找马占奎，马占奎找运输队，一辆车，一条路，一个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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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货单存根，是我让梁世勋多留的一张。”商敬亭缓缓地说，“诸位可能要问，你既然留了存根，为什么九零年不交出去，九二年你案发的时候不交，偏等到今年？”
“因为我不敢。”
这三个字出口，满庭一静。
“楼在的时候，我交了存根，就是交了我自己的命——白建功不会让我活到开庭。楼塌了，我在里面，我交出来，谁又能信一个阶下囚翻出来的旧账？我等，等到他的楼也塌，等到证据链自己合拢，等到这一天——我坐在证人席上，不是被告，不是嫌疑人，就是一个证人。”
“今天，我等到了。”
公诉人追问：“证人，根据你的了解，一九六六年年底，勘探队是否存在向外单位移送矿样的情况？”
来了。
旁听席最后一排，石青山猛地坐直了。炜杰的脊背也绷紧了。
商敬亭沉默了足足十秒钟。
“有。”他终于开口，“六六年十一月，三号主矿孔见矿之后，队里以送外单位化验的名义，提出过一批矿样。二十支岩芯管，我经的手，白建功批的字。”
“这批矿样的接收单位，是——”
“证人。”审判长忽然开口，“请你想清楚再回答。这个问题涉及本案之外的情况，可能另案处理。”
商敬亭抬起头，望着高高的审判席，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如释重负的东西。
“审判长，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了二十八年。”
“接收那批矿样的，不是中国的任何一家单位。”
“是一个外国人。”
哗——
旁听席炸开了锅。审判长的法槌连敲三下：“肃静！肃静！”
法槌声落，审判长与两边的审判员低声交换意见，随后宣布：“本问题涉及新的线索，合议庭认为需要另行核查。今日庭审到此——”
“——证人商敬亭，关于该批矿样的移送细节，你将另行向有关机关作证。现在休庭。明日上午继续。”
……
退庭的时候，人群往外涌，议论声像开了锅的水。
“外国人？六六年？往哪儿送啊？”
“我就说嘛，白建功一个人翻不了这么大的浪——”
“二十支岩芯管！那得多少金子……”
炜杰随着人流往外走，走到法院门口，忽然被人轻轻拽了一下袖子。
回头，是商其瑞。
这个曾经永远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如今穿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也没怎么打理。他塞给炜杰一张纸条，压低声音，只说了两个字：“看我叔公。”
纸条上是一行字，笔迹潦草，像是匆忙中写下的：
“六六年冬天，押运矿样的车，是我叔公亲自跟的。他说那一路，雪下得比哪年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