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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周老八拍了板：“这样——人先关着，好吃好喝伺候着，别动她一根手指头。明天我亲自去跟她谈，看她什么意思。她要什么条件，能答应的咱们尽量答应。她要走，咱们送她走，再赔她一笔银子。她要是肯在锦衣卫那边替咱们说几句好话，那就更好。”
黑子说：“那她要是回去之后翻脸不认人呢？”
周老八说：“那咱们只能认了。谁让你把人家的人砍死了。”
黑子低下头，不说话了。
当天夜里，楚月被关在那间小屋里，手被绳子捆着，嘴里的布被掏出来了，可脚上又加了一条链子，链子另一头拴在墙角的石磨上。
她坐在墙角，靠着墙，面前摆着一碗糙米饭和一碟咸菜，是守门的山匪送来的。
她没有吃。她脑子里全是小铃铛趴在地上不动了的样子。
她想起小铃铛在城门口跟她挥手说“姑娘，我头一回出远门”，想起她在路上摘野花、买糖人、跟茶摊老板讨水喝的样子。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抖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把眼泪擦干了。
她看了看拴在脚上的链子，又看了看窗户——窗户上有木栅栏，栅栏的缝隙很窄，她出不去。
她想起包袱里那块铜牌，不知道那些山匪有没有发现。
如果发现了，他们说不定会灭口；如果没发现，她也许还有机会。
她坐在墙角，等着天亮。
第二天上午，周老八来了。
他让人把门打开，自己走进来，在楚月对面蹲下来。他看了看楚月的样子，说：“姑娘，昨晚没睡好？”
楚月没有理他。周老八说：“我姓周，是这寨子的大当家。昨天的事，是我手下的人不懂事，冒犯了姑娘。我来给姑娘赔个不是。”
楚月看着他，还是没有说话。
周老八从怀里掏出那块铜牌，放在楚月面前的地上，说：“这东西是你的？”
楚月看了一眼铜牌，没有否认。
周老八说：“姑娘是锦衣卫的人？”
楚月说：“我是替皇上办事的人。”
周老八的嘴角抽了一下，说：“替皇上办事……那姑娘就是官面上的人了。昨天我手下的人杀了姑娘的丫鬟，这事是我们不对。可人已经死了，活不过来了。姑娘要是愿意，我赔姑娘一笔银子。姑娘要是想走，我让人送姑娘下山。”
楚月说：“我的丫鬟死了，赔银子能活过来吗？”
周老八说：“活不过来。可人死不能复生，姑娘总得给自己留条路。”
楚月说：“你想让我回去不告你们？”
周老八说：“姑娘是明白人。我们这些人落草，也是被逼得没办法。这安河县地界的百姓穷得揭不开锅，不落草就得饿死。我们在这山上十几年，没抢过官银，没杀过官差，抢的都是过路的富户和商队。昨天杀姑娘的丫鬟，是手下人不知轻重，不是我们的本意。”
楚月说：“我的人死了，你说不是本意？”
周老八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姑娘说怎么办？你开个条件，我能答应的都答应。”
楚月靠在墙上，看着他，说：“让我想想。”
周老八说：“行。姑娘慢慢想。今天中午我让人给姑娘送只鸡来，补补身子。姑娘想好了，让人叫我。”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姑娘别想着跑。这山里路不好走，跑出去也找不到路。姑娘要是答应不告我们，我们送姑娘下山，再赔姑娘一笔银子。姑娘要是不答应，那咱们就只能在这儿耗着了。”
他推门出去，把门关上了。
楚月坐在墙角，把那块铜牌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的字。
她想起李成说过的话——“遇到急事，拿着腰牌去联络点求助。”
可她现在在山里，联络点在县城里，她出不去。她又想起朱兴明说的那句话——“你在外面替朕看天下。”
她还没看完安河县，就被关进了山匪的寨子里。她靠着墙，把铜牌攥在手里，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门外传来山匪们说话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听不太清。
她把铜牌收进贴身的衣兜里，闭上眼睛，等中午的鸡来。
楚月被关在小屋里，一连三天没人来问她话。
每天早晚有人送饭，糙米饭配咸菜，偶尔有一碗白菜汤。
她脚上的链子没解，可手上的绳子松了，能在屋里走动。
小屋不大，靠墙一张木板床，床头搁着一只破夜壶，窗户上的木栅栏她推过好几回，纹丝不动。
她坐在床上，把这几天的饭吃了，把送饭的山匪长相记在心里——一个瘦小个子，左眉上有个痦子，每天早晚各来一趟，放下碗就走，从来不跟她说话。
她试着问过他“你们大当家什么时候来”，那人不理她，把门关上就走了。
第四天晚上，送饭的换了人，是个年纪大些的汉子，头发花白，走路时左脚有些跛。
他把碗搁在地上，站起来要走时忽然低声说了一句：“大当家这两天在跟县衙的人商量事，没空来见你。你老实待着，别闹。”
楚月心里一动，问他：“县衙的人？来寨子里了？”那汉子没回答，推门走了。
楚月坐在床上，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几遍。
县衙的人来寨子里了。安河县的知县跟山匪有来往。
她想起自己进安河县界时看见的那些荒村和破屋——田地荒着没人种，树被砍得光秃秃的，路上连个人影都少见。
如果知县跟山匪勾结，那些荒村就说得通了。
山匪抢来的东西得有人销赃，县衙里有人替他们遮掩，他们才敢在山里盘踞十几年。
她想起周老八说的那句“我们在这山上十几年，没抢过官银，没杀过官差”。
没抢过官银，是因为官银根本不用抢——知县直接分给他们了。
没杀过官差，是因为官差压根不来查。
第二天白天，楚月在小屋里仔细听外面的动静。
寨子不大，她关的这间屋子离周老八住的正屋不远。
山里安静，白天寨子里的人大多出去干活或者下山了，剩下的人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她就能听见。
那天上午，她听见正屋那边有人说话。
一个声音是周老八的，另一个声音她不认识，带着点官腔，说话慢条斯理的，像是衙门里当差的人。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屏住呼吸听。
那个官腔说：“这个月的数，比上个月少了三成。怎么回事？”
周老八说：“天冷了，过路的商队少了。再说前阵子府里来了人查账，弟兄们不敢动。”
官腔说：“查账查了半个月就走了，你们怕什么？”
周老八说：“怕查账的人没走干净。”
官腔说：“行了行了，下个月把数补上。县衙那边等着用银子。修桥的银子被上头卡了，县太爷自己垫了二百两进去，得从你们这边找补。”
周老八说：“补多少？”
官腔说：“补三百两。二百两还县太爷的垫银，一百两算下个月的例银。”
周老八说：“三百两不是小数目。这个月弟兄们没抢到什么好货，手头紧。”
官腔说：“紧也得凑。县太爷说了，你们要是凑不上，明年开春的炭敬就别想要了。”
周老八沉默了一会儿，说：“行。下个月补上。”
楚月把门板上的布帘子掀开一条缝往外看。她看见正屋门口站着一个穿灰蓝袍子的人，四十来岁，瘦长脸，下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
他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正跟周老八说话。
周老八身边站着黑子，黑子今天没喝酒，脸色不太好，闷头站在那儿不说话。
那个官腔把布包递给周老八，说：“这里头是县太爷写的条子，照着条子上写的数来。
别多也别少。”周老八接过布包，揣进怀里，说：“知道了。”
官腔又说了几句闲话，转身往寨子外面走。黑子送他出去，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山。
楚月把布帘子放下，坐回床上。
她在心里把听到的话捋了一遍——县衙里那个官腔是替知县跑腿的，每个月来寨子里对一次账，县衙给山匪供应情报和庇护，山匪给县衙分成。
修桥的银子被上头卡了，知县自己垫了二百两，要从山匪的赃银里补回来。
还有炭敬——知县的炭敬，大概是给上头官员的年节孝敬，也从山匪这里出。
她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没有纸笔，只能靠脑子记。她怕自己忘了，就在心里翻来覆去地默念。
当天傍晚，周老八来了。他推门进来，在楚月对面蹲下，说：“姑娘想好了没有？”
楚月说：“想好了。”
周老八说：“姑娘说。”
楚月说：“你放我走，再给我拿五十两银子做盘缠。你杀了我丫鬟的事，我不追究。”
周老八愣了一下：“就这么简单？”
楚月说：“就这么简单。”
周老八看着她，看了一会儿，说：“姑娘不说别的？”
楚月说：“我还说什么？”
周老八说：“姑娘不问问我们跟县衙的事？”
楚月说：“你们跟县衙有什么事，关我什么事。”
周老八又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笑了，说：“姑娘是个聪明人。行。我放你走，给你五十两银子。可姑娘得答应我一件事。”
楚月说：“你说。”
周老八说：“姑娘回去之后，别带人来剿我们。我们这些人在山上活不下去才落草的，姑娘要是带人来剿，我们只能拼命。到时候死的不光是山匪，还有寨子里的女人孩子。”
楚月说：“你们杀了我的人，我没法保证不带人来。”
周老八说：“那姑娘想怎么样？”
楚月说：“我得把你们的事往上报。可报上去之后怎么处置，我说了不算。我只能保证不添油加醋。”
周老八沉默了一阵，说：“行。姑娘这么说，我信。姑娘什么时候走？”
楚月说：“现在就走。”
周老八说：“天快黑了，山路不好走。明天一早走吧。我让人送姑娘下山。”
楚月说：“行。”
第二天一早，周老八让孙二把楚月送到山下，又给了她五十两银子和一个包袱，包袱里装了几件旧衣裳和一包干粮。
楚月接过东西，没有说谢，转身就走。
孙二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姑娘，你那个铜牌别忘了。”
楚月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她走出老虎沟，上了官道，往安河县城的方向走去。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她看见路边有个茶摊，走过去要了一碗茶，坐下来歇脚。茶摊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问她从哪儿来。
楚月说：“从北边来。路过。”
老汉说：“前面就是安河县城了，姑娘要进城？”
楚月说：“进。”
老汉说：“进城办什么事？”
楚月说：“找人。”
老汉没再问，给她添了一碗茶。
楚月喝完茶，把茶钱给了，站起来继续往县城走。她进了安河县城，在城里转了一圈。
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头通到西头，两旁的铺子稀稀拉拉的，有几家还关着门。
她找到一个胡同口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刻着一个模糊的“驿”字。
她走进去，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穿青布衣裳的老头，正在打瞌睡。
她敲了敲桌子，老头睁开眼，问她什么事。楚月把那块铜牌拿出来放在桌上。
老头看了一眼铜牌，愣了一下，连忙站起来，把门关上，低声问：“姑娘是……”
楚月说：“我是替皇上办事的人。有要紧事要往京城报。”
老头说：“姑娘写下来，我让人送。”
楚月说：“没有纸笔。”
老头赶紧从抽屉里翻出一沓发黄的纸和一支秃笔，递给她。
楚月坐在桌前，把安河县知县跟山匪勾结的事写了下来——山寨的位置，寨子里有多少人，大当家周老八，二当家黑子，那个官腔来寨子里对账的经过，修桥银子垫付的事，炭敬的事。
她写了两页纸，署上自己的名字，又注明“锦衣卫北镇抚司楚月”。
她把纸折好，交给老头，问：“最快什么时候能送到京城？”
老头说：“走驿站快马，三天三夜不歇，五天之内准到。”
楚月说：“那就快送。”
老头把纸揣进怀里，说：“姑娘放心，我这就让人走。”
楚月站起来，问：“县里有没有客栈？”
老头说：“出门往东走半条街，有个安河客栈，便宜。”
楚月道了谢，出了驿站，往东走去。
她找了客栈住下，又去街上买了些干粮和一双新鞋，换下了脚上那双磨破了的旧鞋。
她在客栈里待了两天，把安河县周边又转了转，记了几笔——县城的城墙有几处塌了，没人修；
城门口的告示栏上贴着一张旧告示，写着“劝农桑”三个字，纸已经发黄了，日期是去年的；
街上的铺子有一半关着门，开着的几家也没什么客人。
她把那些都记在本子上，跟山匪的事写在一起。
殊不知，楚月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人监视的清清楚楚。
而且她寄京城的那封信，压根就没有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