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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6章跟踪报道(第1/2页)
有人写信来骂他。说他在替王储做宣传，说他是“被收买的笔杆子”。他把那些信看完，折好，放进抽屉里，没有回。也有人写信来夸他。
说他的文章让人看见了那些被遗忘的人，说他的笔“像一盏灯，照进了那些黑暗的角落”。他把那些信也折好，放进同一个抽屉里。
他继续跑。跑学校，跑济贫院，跑那些被王储的慈善基金资助的地方。每一次去，他都带着那本翻得卷了边的笔记本，和那支削得很短的铅笔。
他记下那些变化——窗台上的花，新换的床单，孩子们脸上慢慢多出来的血色。
他记下那些没有变的东西——那些老人的眼神还是那样空，那些病人的咳嗽还是那样重，那些墙角还是那样潮湿。
他把这些都写下来，好的，不好的，全都写。不是因为他公正，是因为他相信，只有把不好的也写出来，那些好才能真正留下来。
有一天，他又去了那间济贫院。
克劳福德站在门口等他。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外套，还是那条边角起毛的领巾。可他的脸上多了一点什么——不是笑，是那种绷了太久、忽然松了一点下来的东西。
“萨瑟兰先生，您又来了。”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可底下有什么不一样了。
杰克点点头。“又来了。”
克劳福德领着他往里走。走廊还是那样窄，地板还是那样咯吱咯吱响，可墙上那些渗水的痕迹不见了。刷了一层新白灰，不算均匀，可白了许多。
窗户上的旧报纸也撕掉了，换成了玻璃——不算顶好的玻璃，有几块还带着气泡，可阳光能透进来了，照在地上，亮堂堂的。
杰克停下来，指着那扇窗户。“什么时候换的？”
克劳福德想了想。“上个月。王储殿下派人来修的。说孩子们读书，不能没有光。”
杰克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窗户换了。阳光能照进来了。”
他继续往里走。走廊尽头那间大屋子，还是那些女人，还是那些纺线和针线。可她们干活的时间短了。
不是从早干到晚，是上午干一阵，下午干一阵，中间有休息。休息的时候，她们可以到院子里走走，晒晒太阳，或者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一个老妇人坐在长椅上，手里没有拿着麻绳。她的手放在膝上，手指还是那样粗大变形，可它们不再扯那些粗麻绳了。
她只是坐着，看着院子里那棵刚种下不久的小树。阳光落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很深。
杰克走到她旁边，蹲下来。“您还记得我吗？”
她转过头，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她点了点头。“记得。你来过。写字的那个。”
杰克笑了。“是。写字的那个。”
她又转回去，看着那棵小树。“他们说不让我干了。说我年纪大了，该歇歇了。”她顿了顿。“我干了一辈子。不知道不干了，还能做什么。”
杰克没有说话。他蹲在那里，陪她看了一会儿那棵小树。风吹过来，把那几片嫩叶子吹得轻轻晃了晃。他站起来，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行字。“她不再扯麻绳了。她坐在院子里，看一棵树。”
那些强制劳动也被喊停了。惩戒所的门打开了，那些缩在墙角的人被放了出来。不是放走，是给他们换了活计——不是去采石场，不是去砸石头，是去厨房帮忙，去花园里除草，去学那些他们能学得会的手艺。
那个腿断过的年轻人，被分到了厨房。他坐在一张高凳子上，面前是一盆土豆。
他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着皮。削得很慢，可每一刀都稳稳的。那些土豆皮从他手指间落下来，掉进下面的桶里，发出细碎的声响。
杰克站在门口，看着他。他抬起头，认出了杰克。他没有笑，可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们让我来厨房了。”他说，声音还是那样沙哑。“这里不冷。还有饭吃。”
杰克在笔记本上写下：“他在厨房削土豆。他说，这里不冷，还有饭吃。”
他把这些写下来，印在报纸上。那些在俱乐部里端着酒杯的老爷们看了，皱起眉头。
“这不是养寄生虫吗？”一个胖胖的先生把报纸往桌上一拍，“那些懒汉，从前就是不肯干活才进了惩戒所。现在倒好，让他们去厨房削土豆，还管饭。这不是鼓励他们继续懒下去吗？”
旁边几个先生也跟着点头。一个说“可不是”，另一个说“王储殿下太心软了”，还有一个说“那些下等人就是这样，你对他越好，他越不知好歹”。
角落里坐着一个瘦削的老先生，一直没有说话。他是《纪事晨报》的老记者，跑了几十年的社会新闻，腿都跑细了。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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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去过济贫院吗？”
那几个先生愣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
老记者没有等他们回答。“我去过。不止一次。”
他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很清楚。“那些被你们叫作懒汉的人，我见过。一个老妇人，手指都变形了，扯了几十年的麻绳。她懒吗？一个年轻人，腿被石头砸断了，站久了就疼，干不动采石场的活。他懒吗？”
他顿了顿，目光从那几个先生脸上扫过。“他们没有懒。他们只是老了，伤了，干不动了。你们的马车夫老了，你们会给他一口饭吃。你们的马跑不动了，你们会把它卖掉。可这些人老了，伤了，你们说他们是寄生虫。”
那几个先生没有说话。胖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呛了一下，咳嗽了几声。没有人接话。老记者也没有再说。他把杯里剩下的酒喝完，站起来，拿起帽子，走了。
杰克·萨瑟兰是在那间济贫院的院子里，听克劳福德说起这件事的。
克劳福德站在那棵刚种下不久的小树旁边，手指轻轻碰了碰那几片嫩叶子。“《纪事晨报》的布莱恩先生，您认识吗？他前几天来过。在俱乐部里跟人吵了一架。”
他把那个老记者说的话，一句一句地告诉了杰克。他说得不快，可每一个字都记得很清楚。那个老妇人的手指，那个年轻人的腿，那些被叫作懒汉的人。他说完了，看着杰克。
杰克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棵小树，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布莱恩先生，在俱乐部里，替那些不会说话的人说了话。”
他把笔记本合上，抬起头。阳光从那些新换的玻璃窗里透进来，照在院子里，把那棵小树的影子投在地上，细细的，长长的。风一吹，影子就晃。
***
玛丽的激动来得毫无预兆。
那天下午她原本只是坐在书房里，翻着加德纳舅舅刚送来的账本。英格兰银行的保险柜里，金条又多了几排。
舅舅的字迹一如既往地工整，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买入价格，重量，成色，存放编号。
他把这些数字像码积木一样码在纸上，让玛丽一目了然。
她看完，合上账本，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薄薄的，落在书桌上，把那些稿纸照得发亮。
她想起那些年，在朗博恩的书房里，一个人对着蜡烛写那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的钱会多到要专门租一个保险柜来存放。
不是金币，是金条。金灿灿的，沉甸甸的，一块一块码在那里，像一堵永远不会倒塌的墙。
可她觉得，墙砌好了，该做点别的了。
股市那边她已经不太看了。那些数字还在涨，运河股票，康沃尔铜矿，南美矿业，都在涨。
可涨幅越来越慢了，像一个人跑累了，喘着气，步子越来越小。
她知道那个人迟早要停下来的，也许还会摔一跤。
可她已经把该卖的卖了，剩下的，让它们慢慢出清。
加德纳舅舅每个月来一次，把那些卖掉股票换来的金条存进保险柜，然后把数字记在那本越来越厚的账本上。她放心。
她放心了，脑子就空出来了。空出来的脑子，就开始想别的事。
她想起那些年她收到的信。
那些从伦敦、从利物浦、从曼彻斯特、从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小镇寄来的信。
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写在厚厚的信纸上，有的写在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
写信的人有女人，有男人，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都说同样的话——“我也在写。可我找不到人出版。”
她想起那些信里的故事。一个女人写她在工厂里看见的事，那些女工的手，那些被棉尘堵住的肺，那些在机器旁边站着睡着的人。
一个老人写他年轻时在海上漂流的经历，那些风暴，那些岛屿，那些他说不出名字的鱼。
一个年轻男人写他家乡的传说，那些在林子里游荡的鬼魂，那些在月圆之夜会变成狼的人。
她不知道那些故事写得好不好，她只知道，那些信纸上的字，一笔一画都很用力，像写信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
可他们没有钱，没有门路，不认识出版社的人。
他们的故事，只能躺在那些信纸上，躺在那些从账本上撕下来的纸片背面，躺在抽屉的最底层，永远没有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