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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尴尬(第1/2页)
她顿了顿，嘴角弯了一下。“只不过，那个盘子后来被我的内管家坚决扔掉了。她说装过那些东西，以后用来装吃的，心里不舒服。”
达西夫人笑出声来。那笑声不高，可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清脆。乔治安娜在旁边也笑了，笑得直拍沙发扶手。“埃莉诺做得对！要是我，我也扔！”
玛丽看着她。“你扔什么？你又没养过蛆虫。”
乔治安娜理直气壮。“我养过蝴蝶。幼虫，放在盒子里，每天喂叶子。后来它变成蛹，又变成蝴蝶，飞走了。那盒子我也扔了。”
三个人都笑了。
笑完了，达西夫人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经不太热了，可她不在意。她看着杯中那些沉在杯底的茶叶，沉默了一会儿。
“我最喜欢的是《暗巷》。”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些。“詹妮那个女人，让我想了很久。她一开始只是想替那些被欺负的女人讨个公道，可后来——”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玛丽。“后来她自己也陷进去了。杀人的时候，她是不是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替人复仇，还是在享受那种掌控一个人性命的感觉了？”
玛丽看着她，点了点头。“是。所以弗朗西丝最后对她说，‘犯罪就是犯罪’。不是因为她不觉得那些男人该死，是因为她知道，詹妮已经迈过了那条线。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从追求正义，变成了享受杀戮。那条线一旦迈过去，就回不来了。”
达西夫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落在她脸上，把她那双浅褐色的眼睛照得很亮。
“直面罪恶的人，也会身陷罪恶。”她轻声说。“您写得真好。”
玛丽没有说话。她只是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过了一会儿，达西夫人放下茶杯，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她的目光落在茶几上那只描着蓝色花纹的茶壶上，停了很久，然后抬起头。
“班纳特小姐，我原本还担心，您会不会不愿意见我。”
玛丽看着她。
达西夫人嘴角弯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一个人鼓足了勇气、终于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说出来了。“您知道我们的关系——有一点尴尬。”
玛丽放下茶杯。“难道您这位达西，也要像我求婚？”她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如果没有这个打算，我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达西夫人愣了一下。然后她笑了。那笑声从喉咙里涌出来，越来越响，把乔治安娜也逗笑了。
“对极了。”达西夫人说，擦了擦眼角。“不过——”她看着玛丽，眼睛里还带着笑意，“要是可以，真想把你娶回家。和你生活，一定很有趣。”
玛丽靠在沙发上，翘起腿。“那可不行。想娶我的人，太多了。男的，女的，都要排队。”
乔治安娜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达西夫人也笑了，笑得用手帕按着眼角，怕眼泪弄花了妆。
笑声从客厅里飘出去，飘过走廊，飘进厨房。厨娘正把蒸笼从灶上端下来，听见那笑声，抬起头，往客厅的方向看了一眼。埃莉诺站在她旁边，手里端着一只空盘子，嘴角也弯了一下。
午餐是在花园里用的。
厨娘把那张圆桌铺上白色的桌布，摆上那些蒸笼和盘子。虾饺，烧卖，叉烧包，还有那一大锅西班牙海鲜饭——金黄色的米饭里埋着虾仁、蛤蜊、鱿鱼圈，藏红花把米粒染成淡淡的橙红色，在阳光下亮得像一小锅碎金。
乔治安娜第一个拿起叉子。她叉了一只虾饺，咬了一口，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这是什么？”
“虾饺。广式的。”
她又咬了一口，嚼了嚼，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好吃”，然后又叉了一只。
达西夫人吃得很慢。她先夹了一只烧卖，咬了一小口，嚼了嚼，咽下去。然后叉起一只虾饺，又尝了叉烧包。她每一样都只尝了一口，可每一样尝完之后，都会停一下，像是在想什么。
“这些——”她放下叉子，“都是您教厨娘做的？”
玛丽点点头。“有的是书里看的，有的是自己琢磨的。”
达西夫人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班纳特小姐，您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玛丽想了想，笑了。“我也不知道。得慢慢往外拿。”
海鲜饭是最后端上来的。乔治安娜看着那一大锅红色米饭和各种海鲜，犹豫了一下。“这是米饭？英国人吃不惯米饭吧？”
玛丽拿起勺子，给自己盛了一盘。“尝尝看。吃不惯再说。”
乔治安娜盛了一小勺，放进嘴里。嚼了嚼，又嚼了嚼。她的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努力辨认那些味道——海鲜的鲜，藏红花的香，橄榄油的润，还有米饭吸饱了汤汁之后那种软软的、弹弹的口感。她咽下去，又盛了一勺。
“我吃得惯。”她说，嘴角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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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夫人也盛了一盘。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们身上，落在那些蒸笼和盘子上，落在那一大锅金黄色的海鲜饭上。
“班纳特小姐。”达西夫人放下叉子，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以后，我可以常来吗？”
玛丽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可以。”
达西夫人笑了。
乔治安娜在旁边又盛了一盘海鲜饭，头也不抬。“嫂子，我说的没错吧。玛丽这里，什么都好吃。”
三个人坐在花园里，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她们身上。远处的厨房里，厨娘正靠在灶台边，端着那盘玛丽特意给她留的虾饺，慢慢地吃着。埃莉诺站在她旁边，手里也端着一盘，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可她们的嘴角都是弯着的。
***
玛丽是在乔治安娜的马车驶远之后，才想起来问的。
她转身进屋，走上楼梯，在书房里坐下来。窗外的光已经暗了大半，煤气灯在街角一盏一盏亮起来。她铺开一张信纸，拿起羽毛笔，蘸了蘸墨水。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她没有立刻落下去。
她在想，写给谁呢。蓝袜社的那些年轻成员，她认识一些。在霍兰德夫人的聚会上见过，在克莱蒙特庄园的拍卖会上见过，在出版社的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互相点过头。
可那些最老资格的、最有名声的那几位，她只读过她们的书，从来没有见过面。莫尔夫人。这个名字从她脑子里冒出来，像一盏在很深的夜里亮着的灯。
她活得太久了，久到那些骂她的人一个一个地死了，她还在写。
久到那些曾经被整个伦敦的体面人嘲笑的“蓝袜子”，如今变成了年轻一代女作家们在聚会上压低声音提起的名字，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敬意。
玛丽把笔落下去，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不是写给莫尔夫人的，是写给蓝袜社的一位年轻成员——她在霍兰德夫人的聚会上见过几次，说过话，记得对方提过自己曾经去克拉彭拜访过莫尔夫人。
“亲爱的辛克莱夫人：冒昧写信，有一事相询。我想去拜访莫尔夫人，却不知她的住址。若您方便告知，不胜感激。玛丽·班纳特。”
她把信封好，交给埃莉诺。第二天下午回信就来了。字迹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写信的人把每一个字母都放在手里掂过才落下去。地址写在信纸的正中央，后面跟着一行小字：“莫尔夫人年纪大了，不常出门。您去的时候，说话声音可以大一些。”
玛丽看着那行小字，忍不住笑了。她几乎能想象那个老太太坐在客厅里，有人劝她戴助听器，她摆摆手，说“我听得很清楚，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小”。像一颗很老的树，皮皱了，枝枯了，可根还深深地扎在土里，风来的时候，还是会沙沙地响。
她让埃莉诺去送名片。
不是那种印着家族纹章、烫着金边的名片。就是一张素白的卡片，上面印着她的名字——玛丽·班纳特。下面一行小字：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她在卡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莫尔夫人，我是玛丽·班纳特。我读过您的书。若您方便，我想去拜访您。不敢贸然登门，先送名片来问。”
埃莉诺把名片接过去的时候，看了她一眼。“小姐，您这么客气？”
玛丽把名片递给她。“她八十多岁了。写了一辈子书。我客气一点，是应该的。”
埃莉诺没有再说什么，把名片收好，出去了。
回音是第三天来的。不是名片，是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抖，可每一笔都很用力，像写信的人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笔尖上。“班纳特小姐：收到你的名片，很高兴。我读过你的书，也读过你那封公开信。你来吧。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我总是在家的。汉娜·莫尔。”
玛丽的马车在克拉彭的那栋红砖小楼前停下来的时候，天刚下过雨。石板路上还湿着，映着灰蒙蒙的天光，像一面一面小小的镜子。她下了车，站在门口，打量着这栋她只在别人嘴里听说过的房子。
不大。三层，红砖墙，白色的窗框。墙根的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绿茸茸的，像给房子镶了一道边。
门口的花圃里种着几丛玫瑰，花期还没到，只有绿油油的叶子，被雨水洗过，亮得发亮。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红艳艳的，开得正好。台阶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落叶都没有。
她想起很多年前，在朗博恩的书房里，她想过自己以后要住什么样的房子。不用太大，够用就行。
门口要有花，窗台上也要有花。推开门，要能闻到阳光和木头的味道。
现在她站在这里，看着莫尔夫人的房子，觉得这就是她当年想象过的样子。
小巧，温馨，像一个人安安稳稳地过了很多年、把每一个角落都住出了温度的样子。